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找外地律师 - 律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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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找外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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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彦律匠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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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那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的终极职业是老师，穿中山装配皮鞋，只讲课不评职称不做领导，夹一本书不做PPT，吃食堂家里不装厨房，随时抱个篮球就下楼，人生最大爱好就是看书。”有感而发，确是内心最真实想法。法律职业的第13年，难免有时滋生疲惫与厌倦，好在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们陪伴，律匠的发展势头强劲，略微懈怠便觉羞愧，于是又抖擞精神前进。

律师职业着实繁忙，浙江本省不算，仅今年我就先后去过山东青岛、济南，江苏苏州，河南安阳，甘肃兰州、天水，湖南长沙、娄底，江西九江，福建三明，海南海口等地出差，案件类型既有复杂民商，又有重大刑事。那么，为什么当事人不在本地请律师，而偏偏要大费周折到外地来请律师呢？毕竟聘请外地律师一般都会支付数倍于本地律师的费用。

当前刑辩环境对本地律师限制较多

9月20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待了从江苏盐城过来的一行人。这是盐城某区今年最大的一个涉黑涉恶案件，涉及某企业负责人及体制内官员等数十名嫌疑人。嫌疑人的家属不断向我倾诉，在本地聘请的律师明确答复家属，这个案件太敏感，他只能做一些表面工作，不会对定性等提出异议，不会跟公检法对抗，因为以后还得跟他们打交道，并建议家属去外地找律师。当前，一些地方办理涉黑涉恶案件都采取由政法委组织领导，抽调不同地区公安人员组建专案组，检察院诉前汇报，法院判前请示的模式，且司法局对本地所有参与案件的律师，甚至律所主任都组织提醒谈话，明确规定无罪辩护首先必须律所内部研讨，再报司法局备案。本地律师的辩护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沦为司法程序合法性背书工具，一些案件甚至还出现了法援律师（本地）与家属聘请律师（外地）争抢辩护权的现象。

控告人实力雄厚直接制约辩护效果

我在济南办理的上海某企业法定代表人林某合同诈骗案，由于控告人系济南本地知名企业家，在本地政商各界盘根错节，家属对本地律师缺乏信任，担心本地律师被策反，反而起到反作用。同时，由于案件本身异常复杂，存在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重大嫌疑，需要与公检法等机关强有力协调，家属也担心本地律师不敢不愿死磕。所以，宁愿花高价聘请外地律师。我在福建某地办理的某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拒执案，控告人系省人大代表、市级部门负责人，本地稍微知名点的律师都与他熟悉，碍于情面不愿介入案件，而年轻律师则担忧失去结交本地名流的机会，不愿轻易参与其中，当然，重大敏感案件当事人一般也不会把案件交给年轻律师办理。

商事案件更加侧重专业技能考量

如果说刑事案件当事人看重的是律师的知名度，那么，商事案件当事人则更加侧重律师的专业水准。某规上企业在某地的案件无论是一二审经常败诉，直至某重大案件二审，如果该案未能改判，则会直接导致整个产业新城类似情况的处理陷入困境。公司高层果断调换律师，同时采取行业推荐、实地考察、严格评比等方式遴选律师，中标以后，在准备时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我组建团队全面梳理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撰写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解除权综述，制作相关判例索引，形成一万余字的二审代理意见，庭审结束后，我又再次提交补充意见，并且先后十余次与主审法官及法官助理沟通案情。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案件最终做了重大改判。

少数案件当事人不远千里“找关系”

一眨眼，今年是我从体制内出来第四个年头了。如果说，刚出来那会我还会“显摆”下体制内的经历，那么，现在我几乎不再提及法官经历，尤其在接待当事人时绝不强调所谓的“关系”，相反，一再耐心的解释“关系”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标榜有关系、有资源、有背景，对律师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当事人会提各种非分要求，自己正常的执业都会受到极大影响。遗憾的是，民众对于“关系”、“牛人”的迷恋实在是登峰造极，我每年总会遇到几位当事人被所谓的牛人骗走千万巨款，总会遇到一批批当事人慕名前来要求“找关系办案”。对于纯粹要求行贿司法人员或者介绍贿赂的当事人我是直截了当拒绝的，但是，对于经过释明以后能够转变理念，转向依靠扎实代理为主、协调关系为辅实现目标的当事人，我还是乐意接受的。当然，在办案过程中，保证自身安全，保护好昔日的同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办案是一时的，做人是一世的。

一些年轻律师羡慕那些满世界飞的资深律师，别急，属于你们的时代还没有来，只要你们够优秀，你们可以把业务做到月球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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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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