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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办理大案要案中的协调思维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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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彦律匠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编辑 | 丁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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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讲法律，大案讲政治。

今年办理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有的当事人是上市公司高管，有的是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还有的是国有企业董事长，这些案件，没有一件是轻松能搞定的，每一个案件都跌宕曲折，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法律与技术仅仅只是一个敲门砖，最终决定案件走向的是政治与大局，依靠的是协调与磋商。

经济决定法律，法律服务经济，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搞简单的一刀切式的机械司法，看似实现了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法律服务要主动适应经济形势的微妙变化，充当各种利益博弈的润滑剂。

律师在办理大案要案中的协调必须要以摸清搞透司法权的运行模式为前提，既要熟知具体承办人员办案的思路，也要全面体察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考虑问题的维度，更要精准把握各个不同层次主体间考虑问题出发点和归宿的差异，并且加以巧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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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分利用好党委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地位。我以前还在法院工作时，也很反感政法委对司法个案进行监督或者协调，现在想想那会还是比较单纯，分析问题深度和维度都还不够。实际上一些案件经过政法委的协调后，冲突得到了缓和，各方利益实现了最大化，当然，有可能略微会偏离成文法的字面解释。当然，作为律师，我们不能借政法委的力量去帮助当事人攫取不法利益，但是，在必要时，可以申请政法委领导从社会效果、大局稳定出发协调案件，尤其是涉及本地明星企业、企业家的案件。在某些案件中，还可能存在公安机关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违法违纪情形，这时，就尤为必要申请执法监督室进行个案监督，必要时，要积极与政法委主要领导沟通。我在办理福建清流某企业家拒执案中，就多次向当地政法委主要领导当面汇报，效果也特别好。政法委的领导思考问题首要的不是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处理，而是如何定分止争，如何实现稳定共赢，法律只是工具，大局稳定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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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充分利用好公检法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这三家单位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分工合作的关系，特别要利用好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功能。检察院两反和预防转隶以后，明显加大力度精耕细作民行、控申、侦监等工作，各内设机构也特别发愁政绩，律师代理当事人提出控告无疑很好的解决了检察官们巧妇无米炊的难题。我在办理湖南郴州某上市公司被合同诈骗案中，就积极向当地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进行检察监督，检察院审查后发现确实存在问题，于是立案启动了监督程序。这对当地公安来说是极为震惊的，几年难得遇到一个这样的案件。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大背景下，检察院事实上已经掌握了大量案件的裁判权（据说某些地方检察院考核，要求认罪认罚案件要超过90%），这就需要辩护律师将公诉阶段的工作进一步精细化，不仅要充分反映当事人从轻、减轻、彼罪、无罪的依据，而且一定要提交书面翔实的文书，一旦忽略了这些工作，即便是检察院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有问题，到了审判阶段也极难纠正，特别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在审判阶段提出异议还将面临较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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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充分利用好纪委监察委全天候无死角监督的作用。纪委监察委可以说是律师办理大案要案的杀手锏，大案要案因为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往往会掺杂搅合各种力量，这些人有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有的是当地头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光环的明星企业家，特别是各级人大代表，由于法检两院的工作报告需要人大代表们投票通过，所以，法检两长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取悦”他们，他们有更加便利的条件去干预判决。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几乎就必须借助司法以外的力量才能纠偏。根据《监察法》的规定，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人大代表，抑或是民营企业家，理论上都可以上留置措施，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向纪委监察委信访室实名举报，根据相关规定，凡是实名举报案件，纪委监察委必须初核、反馈，也许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满意，但至少可以敲山震虎。

第四，充分利用好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这是两个被长期遗忘的视角，《宪法》《人大监督法》等法有人大、政协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监督的规定，人大和政协也分别设有法工委、社法委等内设机构，一些地方法院还专门出台文件规范接受监督工作，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专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接受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成文法规定与社会实践有落差，案件严格按照法律处理会引发民生大问题的情况下，向人大和政协反映诉求，申请其对法检两院监督无疑是一个好途径。另外，地方人大法工委和政协的社法委相对而言都较为清闲，他们也非常乐意能寻找机会参与到法检具体工作中去，这也会成为他们年度工作的亮点。

案件裁判的过程就是一个权衡和博弈的过程，整合资源，找准切入口，加大协调力度，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是一个律师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严守执业纪律是最基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