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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律师都是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的律师。常规法律服务市场早就已经高度饱和，进入了白热化恶性低价竞争的态势。对绝大多数年轻律师来说，首先得解决生存问题，案源又是王道，除了价格，年轻律师能比什么呢？

法律人才的流向从来都是按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或者民企的梯队在优选，最后没有考上公务员、又没有大型企业伸出橄榄枝的这部分群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了律所，当然，不排除少数特别优秀的个体立志要当律师，义无反顾扑向律所，这应该是个例。同时，也必须要澄清的是，从法律职业综合性角度考量，律师执业应该是最锻炼人的，生活逼迫每一位律师跑步前进，每一个律师兼具法律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等多重身份，但是，从专业化的角度考量，律师职业又很难与法检相比，后者每人每年办三五百个案件，办案能手都是案件喂出来的。一个在审执岗位五年的法官，其在该审判条线的专业技能会远高于执业满十年的律师。

年轻律师急需要案件来提升实务操作技能，又对较高档次生活水平极度渴望，低价揽案也就成为常态。5000元一个刑事阶段、2000元一个离婚案件、500元一次会见、100元每小时的咨询……，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总之，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进入律师行业后，前面二年能够解决吃饭问题便已经不错了。

但是，即便是在超低价收费的情况下，一些当事人仍然会提出各种出格的要求，而且，越是低收费，当事人对律师越是毫不在乎，越是觉得律师的服务价值不高，律师职业尊崇感越低。一些当事人满脑子都是十万个为什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不分场合，不论时间的问，当事人认为，律师收费了，哪怕这个费用极少，那么，第一时间律师就得作出回应。

而年轻律师却极少说不，案源开拓太不容易，珍惜每一位在执业初期信任的客户。在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本（案源、声誉、执业技能）前，拒绝当事人是有较大风险的，即便他们的要求是无理的，甚至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那么，资深律师就很富裕了吗？

一线大佬不缺案源，动辄几百万的收费，在财务上早就已经自由飞翔了。可是，他们仍然很穷，他们穷得只剩下钱。劳心劳力的律所管理，让大佬们熬白了头；无休无止的应酬交际，让大佬们心力憔悴；尽管都配备了强有力的助理，但是，由于大佬们承接的大多是标的较大、相对复杂的案件，每一个细节都得反复推敲，每一份律师文书都要仔细斟酌，每一次庭审都须精密推演，正是由于大佬们每一个案件都以精品为标准，所以，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资深律师其实也很穷，陪家人吃顿饭都成了奢侈品，这么近，那么远。

法检人员迫于自己的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会把原属于自己的工作职责推给律师，会把具有较高风险的事项交由律师承担。如：在略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就会要求律师提供书面意见；当庭提交证据或者申请调取证据一定会被法官心里默认为不受欢迎的律师；当庭增加诉请一定会被法官打上马大哈的标识；在法官拿捏不准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的情况下，法官会强迫压着双方调解。

各地法院还会有各种奇葩规定，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但长期存在，不容置疑。例如，我曾在湖南益阳某县法院代理一宗涉及三位被告的民事案件，立案以后，由于联系不上三位被告，法官要求必须提供三位被告所在村委会关于此人下落不明的证明材料才能走公告程序，我一听，直接懵了，居然还能有这种规定，三位被告分处三个地方，远隔数百公里，而且村委会怎么会愿意，又怎么能出具下落不明的证明呢？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该法院提起一个诉讼之前，还要想办法另外走特别程序，提一个宣告失踪之诉？所以，在与承办法官交流过程中，我明确提出这种做法没有成文法依据，而且原告事实上也无法完成这个证据责任，这样的本土规定是不合理的。

我敢展示这样的姿态，一是基于对民诉法的熟练掌握，二是基于我多年审判工作经验，三是因为我是外地律师。但是，如果是本地律师，又是执业不久的律师，又该如何应对呢？县城律师主要承接县域范围内的业务，与县城法院每一个法官都会是长期的交往，不会是一锤子买卖，今天的不愉快会不会成为法官明天故意使绊子的导火索呢？无论刑民案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客观存在，不容小觑。

我还有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海口中院受理，立案二年多时间还没结案，每次电话催促，我都十分客气，只是强调当事人的困难，希望抓紧审理，从未质疑过审限，理由就在于此类案件裁量空间巨大，没有必要死磕程序，而刺激某些审判人员傲慢的神经，陷自己当事人于不利。

在当前敏感复杂的律师执业环境下，对司法人员说“不”是个技术活，还是个高风险活。只有基于对诉讼规则游刃有余，对法条理解深刻透彻，对案件事实把握精准到位，才能够放肆一把。尽管如此，仍然要小心着收敛自己的性子，在离法治道路相对遥远的情况下，步履蹒跚往前龟速挪移比被无情淘汰出局要好太多，即便是翻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跟头后出的局。

律师，无论大小，都穷，我们都在一条让自己变得更穷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而又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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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律师